对于“神话”这个词语，我们都不陌生，然而对它的阐释却有一个很有趣的演变过程。亚历士多德曾在他的《诗学》中把它解释为故事、叙述或情节。而在中世纪，它却被诬蔑为“虚假、谎言、异端邪说”的同义词。在启蒙运动后，它的概念又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被尼采和海德格尔认为是具有比逻辑理念更能接近真理的特性，弗雷泽也指出：“神话是文化的有机成分，它以象征的叙述故事的形式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在我国，孔老夫子曾以不言怪力乱神给神话定了性，而鲁迅先生则认为“昔之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现在的一般学者认为神话是原始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源头，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与人生的困惑及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是他们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曲折反映。所以，神话反映了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而这些意识形态一旦被记录下来，流传下来，也势必会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经验、社会意识等，他们所形成的神话也是大大不同的，而这些也就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甚至思维、生活习惯等等。

一、神话的产生和流传

就神话的产生而言，中西方神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因为原始时代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人们渴望从自然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中得到慰籍，因而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和各种生物产生的崇拜和幻想，这就产生了神话。神话的产生无异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给予原始人们必不可少的希望和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战胜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促使他们积极思考，使他们的大脑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而神的形象虽然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但是却是他们自己的理想状态，起到了模范作用，使他们不断追求而不断进步。在这方面，中西方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是在神话的流传中，中西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神话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较快，文字成熟较早，神话的保存一般采用文字的形势，而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作用却不是用来记载神话，而是作为了诸子百家表达他们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工具。我们早慧而崇尚实际的祖先们很快地就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理想，因此神话并没有过多地发扬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体系地散见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

而在西方，神话却大部分是由民间唱诗的歌手所传承的，后来又经过诗人和戏剧家的加工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加入个人的想象和润色，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和职责又要求他们必须以故事情节和内容丰富取胜。因而，西方神话中动辄便是长篇大作，如荷马史诗，包括《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共279298行，几乎总汇了特洛伊战争的所有英雄传说，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不仅如此，希腊神话还有一套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古希腊人赫西俄德专门写了一部《神谱》，把所有的关于神的各种传说进行了分类排列，形成了“俄林波斯神系”，在这个神系中诸神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甚为明确。基于此，中国的神话对后世的影响远远不如希腊神话，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在中国值得称道的有关神话的诗歌或许只有屈原的《天问》，小说有后来的《西游记》和《封神榜》，却又大多吸取了佛教的东西，很少有远古神话的影子，其它散见于古籍散文中。而在西方，一开始便有了荷马史诗和一系列戏剧文学，如《阿伽门侬》《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以后虽然经受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束缚和禁锢，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又一次大放光彩，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作家吸取。但是由于希腊神话太过耀人耳目了，所以在目前来看，大多文人只能叹为观止，学习领会，却难以再加以创作，而中国神话却断断续续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明清小说到当代文章都有它们的影子，显示着久远的生命力。